优化调控目标引导投资增速合理回归

优化调控目标 引导投资增速合理回归

201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平稳放缓的态势，主要原因包括宏观政策主动调控、长期高速增长的调整、企业缺乏新的投资增长点。尽管当前投资增速已经放缓，但投资增长总体仍然偏快。未来一个时期，投资调控需要围绕“稳中求进”这一总体思路，以推动改革为根本动力，着力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积极作用，促进投资健康平稳运行。　　投资增速平稳放缓　　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名义增速一直在25%左右波动，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实现269452亿元，累计同比增速24.5%，较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较今年上半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与2003-2010年同期均值相比低0.3个百分点，呈现出平稳放缓的态势。剔除价格因素，投资实际增速总体延续了2009年三季度以来放缓态势，前三季度投资实际增长17%，较上年同期下降3.9个百分点，较2003-2010年的同期均值低8.1个百分点。实际投资增速较名义投资增速放缓程度更大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大幅上涨是推高名义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策因素和周期因素两大类。　　从政策角度看，主要因素是货币政策紧缩和财政刺激减弱。货币政策方面，2010年以来，货币政策保持了密集的紧缩姿态，货币政策效果经过一定的滞后期逐步显现出来，使投资资金环境不断趋紧。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减弱以及对高铁实施大检查导致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下降。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束，政策刺激力度不断减弱，财政预算赤字较前两年有所减少，表现为中央政府投资不断放缓。2011年1-11月中央项目投资累计同比下降8.5%，比上年同期增速下降18.7个百分点。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增长势头明显放缓。　　此外，针对房地产市场持续保持严厉的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投资放缓。尽管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撑，但在持续严厉的政策调控下，房地产投资逐步呈现高位放缓的态势。　　从周期角度看，投资前期高速增长后进入调整期。当前投资增速放缓与经济周期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00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2007年主动进行调控的效果刚刚显效便遇到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此后，迅速实施了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启动新一轮投资的快速增长。因此，当前投资仍处于前期反危机期间投资大幅增长之后的周期性回落阶段，从更长的周期看，当前投资的放缓也是针对2003年以来投资持续性高速增长的纠正。受到多方因素影响，投资放缓的趋势仍将继续。　　投资总体仍然偏快　　尽管当前投资增速已经呈现放缓的态势，然而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投资总体仍然偏快，投资增速仍然不能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的要求相适应，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当前投资增速仍然快于历史同期均值。笔者预计，2011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7%，尽管低于2003-2010年均值(22.4%)5.4个百分点，但比1991-2002年均值(14.2%)更是高出2.8个百分点。由于2003年-2010年投资增速连续处于快速增长的轨道，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将其平均增速作为合意的调控目标会存在对合理投资增速高估的风险。1991-2002年尽管投资波动比较规律，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该阶段投资增速均值为合意的调控目标恐有低估的风险。考虑到正常投资周期规律以及未来一个时期投资增长总体放缓的背景，合意的投资增速可考虑在1991-2002年均值的基础上上调1-2个百分点，即为15%-16%左右。因此，从当前的实际投资增速看仍然有所偏快。　　其次，投资增长的目的在于消费，然而当前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则呈现出日渐偏离的趋势。第一，比较危机前后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现，消费和投资的贡献率由危机前2002-2007年的39.4%和48.6%变为2010年的36.8%和54%，投资与消费格局进一步恶化，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背道而驰。2011年这一现象有所缓和，但投资贡献率仍将大于消费贡献率5.5个百分点。第二，投资增速也远远快于消费增速。根据统计经验，消费增速提高必须要以更高的投资增速为前提，而且消费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投资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这就表明消费与投资的联动关系日益弱化。第三，从带动投资快速增长的结构看，主要由三大动力，即制造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行业，三类投资合计占全部投资比重高达81%。房地产投资尽管能够带动建材、家电等相关行业消费，然而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长推动房价不断攀升，不但没有扩大消费相反对消费形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中包括的大量土地出让金并没有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而对扩大消费作用有限。制造业投资大量瞄准外部需求，与居民消费关系较弱。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本身对居民消费的增长比较有限，且按照我国经济结构看，基础设施投资其中有一半是服务于出口的，因此与居民消费关系也不大。所以，按照以往的投资动力结构，投资快速增长缺乏对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而这将带来国民经济总供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尤其是在外部需求放缓的条件下，产能过剩的压力将进一步扩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我国投资增长也有所偏快。　　再次，当前投资速度与投资效益之间存在不协调。投资的快速增长必须要以投资效益得到保障为前提，从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效益指标来看，投资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投资效益不断下滑，表明投资增长有所偏快。　　投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即是为未来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又是将不断贬值的货币固化为社会财富实现保值的过程。然而，从近年来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工程质量来看，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高铁事故、“楼脆脆”、“新建公路桥梁坍塌”等现象屡见不鲜，这实际上都反映了由于项目上马之前准备不充分，技术、人力等资源供给跟不上投资增长的速度。　　此外，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投资的就业效果系数反映了增加一单位就业所需的投资额。近年来这一指标稳定在200-400，即增加一万人就业需要200-400亿元投资额。2008-2011年，该指标分别为885、510、505和689。这表明反危机以来，投资的就业效果系数也不理想，实现相同的就业目标需要更多的投资额，也反映了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2011年的情况要比2009和2010年更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寄希望以投资快速增长来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势必在投资结构的选择上更加偏重重化工业等投资额度大、周期长的项目，往往很少关注那些能够切实拉动就业但投资额度相对少的服务业项目。　　最后，当前投资增速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较大矛盾。衡量投资增速是否偏快，往往需要以煤电油运等基础性行业供应是否紧张为重要标准。2011年以来，“煤荒”、“电荒”、“油荒”、“运力紧张”的警报不绝于耳。尽管与物价上涨、资源定价机制有关，但也存在投资增长偏快导致的资源紧张问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2年和未来一个时期的投资调控工作，需要在“稳中求进”的总体思路下，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优化投资调控目标，将以GDP为核心的调控目标转变为以就业增长为核心调控目标，引导投资增速向合理水平回归，不断扩大能够更多就业的服务业投资，建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第二，在确保在建和续建项目、民生领域等重大项目资金使用的前提下，适度控制新开工项目的过快增长。第三，严格限制高耗能投资增长，缓解节能减排压力。第四，确保项目上马之前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并认真检查人力、技术、资金方面的准备情况，严格实施项目监督和稽查制度，一旦发现工程质量问题，必须依法予以严惩，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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